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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河姆渡文化的“守护神”
  发布时间:2015-09-08 浏览次数:1410

刘军,1939年9月生于福建上杭。196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进入浙江省博物馆。1971年,刘军被浙江省文化局派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他被安排在“原始社会出土文物展出组”。1972年2月,他回到杭州。1973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着名的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历经近20年。1980年5月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2月退休。

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杭州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研究馆员,1999年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才”荣誉称号。

刘军进入浙江省博物馆之后,就被派到浙江省镇海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 年7 月“四清”工作队解散后,回到杭州,参加省博物馆和省“ 斗批改”干校的“ 文化大革命”。1969 年10 月又从干校调回省博物馆,专事馆藏文物的战备装箱、清点馆藏文物工作,做清册、制卡片,然后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包装好,放入待运的木箱中。对于一个刚跨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来说,刘军对这一切在别人眼里显得单调乏味的工作,感到新鲜、好奇。

1971 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在郭沫若、王冶秋等老一辈文物考古学家的领导下,文物考古事业先行于其它行业,走上正常的工作轨道。此时,刘军被浙江省文化局派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筹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他被安排在“ 原始社会出土文物展出组”,从而接触到全国各地送展的原始社会文物,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他重新加强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典型器物的理性认识。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加聆听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们的精彩演讲,让他受益匪浅。在故宫博物院近半年的工作中,用他自己的话说“ 胜读十年书”,“不是进修班的进修班”。1972 年2 月,他回到杭州,投入到《浙江出土文物展览》工作中。同年秋,他又参与了“上虞县古墓葬考古发掘训练班”,对浙江汉六朝古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有了初步认知。

1973 年对于刘军来说是个不平常的年份。上半年他参加了嘉兴双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这是他到浙江后,发掘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次发掘不但培养了他独立的工作能力,还为后来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夯实了基础。

1973年秋,刘军奉命参与组织领导着名的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对他而言,能参与组织领导这次考古发掘,是他的幸运,也是一次机遇。但发掘河姆渡遗址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首先他与他的同事们一样,对河姆渡遗址不熟悉,很陌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钱塘江以南,尚未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做过任何一次考古发掘,没有现成的发掘材料可供参考。其次,刘军认为自己对浙江考古工作还不十分熟悉,无论在工作经验方面,还是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能力方面都稍嫌不够。因此,刘军定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决心,亲自看坑发掘,从看土质土色变化,划地层,辨迹象,到绘制平、剖面图,现场照相记录,亲力亲为,从而掌握河姆渡文化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更客观地认识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刘军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利用晚上时间,讨论白天的发掘成果,探讨下一步的发掘思路,这一切对还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河姆渡遗址发掘工作在摸索中顺利进行。刘军也通过此项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考古水平。

河姆渡遗址是当时浙江省发现的一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第三、四文化层,埋藏着更多的文物,而且保存情况相当好,有些文物的工艺水平巧夺天工。壮观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金黄色的谷粒,木构水井遗迹等。发现这些当年的文物,震撼了历史和考古学界,一个以它名字命名的“河姆渡文化”响彻中华大地,巨大地冲击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或以中原为中心的观点。“河姆渡氏艺术族”与“ 半坡氏族”一起被编进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的发祥地。

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创造了“ 奇迹”,揭开了7000 年前人类生产、生活的一些面貌,打开了一扇窗,但还隐藏了许多谜团。为了破解谜团,刘军又奉命组织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开始了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历程。第二次发掘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居住址房屋布局、结构,因此,发掘方法也不同于第一次,需采用大面积开挖,大兵团作战方式。第二次发掘面积达2000 平方米,考古发掘及其他专业人员30 多名,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50 余位,帮助发掘的民工近100 人。如此规模庞大的发掘队伍,在浙江省考古发掘史上尚属首次。刘军深感负担重,压力大,生怕自己适应不了,几次欲打退堂鼓,用他的话说是“ 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撑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工作家庭只能心系一头,自己要全身心投入发掘工作,于是从老家接来年迈的老母亲照料年幼的儿子,解决了后顾之忧后,他毅然走上河姆渡考古发掘第一线。

业界人士都知道,考古发掘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遗物越多,困难越大。虽然有第一次发掘河姆渡遗址的经验,但地下情况千差万别,加之过大的发掘面积,发掘人员专业素质各不相同,作为总看坑的刘军( 相当今天的考古领队) 明白,做考古工作的,懂得考古是门科学,要拥有自己的一套研究程序和方法,地层学是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指南,而充分运用地层学原理进行科学发掘最要紧的就是人,人是决定性因素。每个探方的发掘任务以及发掘质量的掌控都需要靠探方负责人去执行,没有他们的爱岗敬业精神,领导者再能干也成不了大事,所有考古成果的取得,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果。因此,刘军特别谨言慎行,当有新任务要布置时,有问题要提醒注意时,有在发掘中遇到困惑时,都与探方负责人商议,或召集探方负责人共同会诊讨论,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以此来调动探方负责人的积极性,让每位参加发掘者都能感受到,我不是可有可无的人,而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在这种氛围下,每件发掘出来器物都有具体的出土探方号、层位及坐标。凡属遗迹都有明确的开口层位,及其内涵的详细记录,平、剖面图,现场照片一一齐全。这些规范化操作,反映了参加第二次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人员的专业素质,也体现了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工作质量。

在完成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后,刘军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文物》杂志(1980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刘军经过第二次发掘的野外实践,重新审视了第一次考古发掘报告的看法,提出了“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具有紧密地相互衔接的关系,四个文化层当是河姆渡的四期文化,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观点。

1978年初,河姆渡遗址第二次野外发掘结束,但整个发掘工作远未完结,室内资料整理也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年春节过后不久,刘军又带领部分参加过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人员开始室内整理工作。20余万件陶片需要在类型学方面进行细致研究,除小于3公分的陶片可抛弃外,其余的每一块陶片,都必须一块一块数过来,寻觅可拼对的器物残片,是否能拼出完整的器物。有时会出现一个完整器物的陶片分别发现在不同的探方,因此,寻找器物残片的视线,必要时要转移到相邻的探方。几千件完整器物也要一件一件地复核,有的发掘期间未制卡,有的制了卡,少了线图、或者少了尺寸的都要补上。然后从不同质料的器物中,挑选出各自的典型器物,按器类分型、分式。凡属经过初整的口沿陶片或富有特征性的其他陶片,均应参照已分型定式的典型陶器,“ 对号入座”、计量、绘图、写说明,凡具有特殊纹饰的陶片,应制卡、照像、墨拓等。还有大量的遗迹资料图纸都必须一一核对复查。

上述这些工作,表明室内整理是项十分细致,而且又要十分有耐心的工作。看似烦琐,但对于一个合格的考古工作者来说,都必须亲力亲为。刘军和他的团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实物资料的整理完毕也并不等于室内整理工作的结束,更繁重的任务是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公诸于世,以利更多专家、教授、学者研究和探索。20 世纪80 年代初,刘军作为《河姆渡—— 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下称《报告》) 的负责人,带领编写人员集中在河姆渡工作站,夜以继日草拟《报告》初稿。在这段时间里,刘军的活动空间多在800 平方米的文物整理大厅,文物架上摆放着一件件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各层次的各式各样的陶器。用刘军的话说,他天天看着它们、摸着它们,渐渐地对它们产生了感情,从不认识到认识再到熟悉,是刘军在河姆渡工作站的最大收获。后《报告》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经过编写人员的努力,众多专业人员的相助,《报告》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就,200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刘军认为能与河姆渡结缘是他人生中的大幸,它使刘军走上了研究河姆渡文化的学术道路,成就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研究方向。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整整20年,他几乎都奔走在姚江平原,当然更多时候是在河姆渡度过的,可以这样说,刘军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壮年时期,奉献给了他的第二故乡——余姚,献给了河姆渡文化的探索事业。

在完成《报告》初稿后,刘军主持“河姆渡文化发展序列及其分布范围”的课题研究。以学术带头人身份,带领他的团队走出了河姆渡工作站,奔向更广阔的宁波、舟山地域,深入开展河姆渡文化继续研究。有计划地连续开展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主要有舟山地区的考古调查,宁波慈湖遗址,奉化名山后遗址,象山、塔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通过上述考古活动,掌握了更多的第一手考古材料,充实了河姆渡文化研究素材。20世纪80年代末,刘军主持发掘的慈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弄清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确认良渚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后继文化。而宁绍平原上的良渚文化与杭、嘉、湖,苏南及上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又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刘军应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之约,共同主持了“中日联合考古队”为期4年的良渚遗址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这是浙江省考古史上,首次与国外同行合作的考古项目。除了学术上的收益外,工作中也留下了经验和教训,可供今后中外合作考古借鉴。

 

业绩与荣誉

刘军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2001 年,他主持的“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为“ 中国20 世纪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代表着作有:《中国河姆渡文化》( 合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10 月出版;《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合着),文物出版社,2003 年8 月出版( 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应文物出版社之约,撰写“20 世纪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之一《河姆渡文化》,2006 年7 月出版。另发表论文数十篇。

 

小链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负责本省范围内地上、地下文物保护及考古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科学研究。历任所长为杨晨钟、王士伦、刘军、曹锦炎、李小宁、刘斌。

考古所从成立至今,30多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如:史前时期的安吉上马坎遗址、长兴七里亭和银锭岗遗址、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萧山跨湖桥遗址、余姚鲻山和田螺山遗址、嘉兴南河浜遗址、余杭反山王陵、余杭瑶山遗址、余杭良渚古城遗址、遂昌好川遗址、余杭茅山遗址、湖州钱山漾遗址等等。商周时期的长兴便山石室土墩墓、德清独仓山及小紫山土墩墓、德清亭子桥窑址、安吉上马山土墩墓、萧山长山土墩墓、余姚老虎山土墩墓、绍兴印山越国王陵、绍兴306号墓等。秦汉以降历史时期湖州杨家埠墓葬群、慈溪寺龙口窑址、杭州雷峰塔遗址、临安水邱氏墓、龙泉枫洞岩窑址等。其中有些发掘项目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例如:小黄山、跨湖桥、良渚古城、印山越国王陵、寺龙口以及雷峰塔遗址等。与此同时,有些发掘项目还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一、二、三等奖。

在科学研究方面,出版了20多部考古发掘报告,20余册专着和论文集,还不定期出版考古所所刊等。30多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内外同行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了学术视野。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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